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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敞 | 张爱玲的凉薄

来源:未知 作者:西北新闻网 人气: 发布时间:2017-08-30
摘要:丘彦明女士新出的书《人情之美》,有一篇是写张爱玲的,文辞相当温婉恰当,表达了对张爱玲的敬慕怀念之意。不过有一段文字,也许倒坐实了张爱玲的凉薄,觉得她不近人情。 张爱玲与我因工作需要而通信工作中,我们的信件永远有去有回;我离开工作后,给她去信

张敞 | 张爱玲的凉薄

丘彦明女士新出的书《人情之美》,有一篇是写张爱玲的,文辞相当温婉恰当,表达了对张爱玲的敬慕怀念之意。不过有一段文字,也许倒“坐实了”张爱玲的凉薄,觉得她不近人情。

“张爱玲与我因工作需要而通信……工作中,我们的信件永远有去有回;我离开工作后,给她去信没有回音,遂明白这就是张爱玲。尊重她选择简单纯粹的生活态度,不愿有多余的交流牵挂,不再去信打搅。”

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有人引了这句话,还引了其他作家对作者的态度做对照。其实文章作者在文末以极大的善意对张爱玲报以深刻的理解,只是也许被读的人自动忽略了——或者没读完?

张爱玲的一生——她的传奇和特立独行——自然会引来很多的“误读”。时间愈久,名声愈远播,“误读”也就愈多。(鲁迅是另一个被“误读”得厉害的现代作家。)“子非鱼,焉知鱼之乐?”误读大概才是人生常态。要不怎么说“知音世所稀”?或者说,一切“解读”都是“误读”?

看了关于别人的只言片语,或者知道了张爱玲的一点儿经历,就大谈特谈、鄙夷有之的人,从来不少。一些著名的文字和事件,更起到推波助澜的效果,是她凉薄的“铁证”。

它们的有趣性犹如“阳光射进多棱镜”。不妨在下面大抄一下。

胡兰成的《今生今世》里的写:“爱玲种种使我不习惯,她从来不悲天悯人,不同情谁。慈悲布施她全无,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,亦没有一个委屈的。她非常自私,临事心狠手辣。她的自私是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,自己的存在份外分明。她的心狠手辣是因她一点委屈受不得。她却又非常顺从,顺从在她是心甘情愿的喜悦。且她对世人有不胜其多的抱歉,时时觉得做错了似的,后悔不迭,她的悔是如同对着大地春阳,燕子的软语商量不定。”

我因听别人常说学生时代最幸福,也问问爱玲,爱玲却很不喜学校生活。我又以为童年必要怀恋,她亦不怀恋。在我认是应当的感情,在她都没有这样的应当。她而且理直气壮的对我说,她不喜他的父母,她一人住在外面,她有一个弟弟偶来看她,她亦一概无情。这与我的做人大反对,但中国文明原是人行于五伦五常,并不是人属于五伦五常。而伦常之所以数千年来不被革命革掉,是因为二十四孝同时也可以有桃花女与樊梨花。”

“爱玲好像小孩,所以她不喜小孩,小狗小猫她都不近,连对小天使她亦没有好感。”

弟弟张子静的回忆录,也提供了张爱玲“冷面冷心”的例子。1943年,23岁的张爱玲写文章声名大噪之后,弟弟为了自己和同学办的刊物《飙》去向她约稿。张爱玲回说:“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,我不能给你们写稿,败坏自己的名誉。”后来张爱玲只给了弟弟一张素描,作为插图。

1989年,张爱玲晚年拒绝给弟弟经济援助的信,是又一个证据。

“消息阻塞,有些话就是这样离奇。传说我发了财,又有一说是赤贫。其实我勉强够过,等以后大陆再开放了些,你会知道这都是实话。没能力帮你的忙,是真觉得惭愧。惟有祝安好。”

张爱玲自己的文章,也可以寻出一些“确凿”的线索。

散文《烬余录》里,她描写港战爆发,自己在“大学堂临时医院”里做看护,有一个“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”的病人,整夜叫唤“姑娘啊,姑娘啊”要开水,她很不耐烦。后来这个人死了,她写道:“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。是天快亮的时候,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。自己缩到厨房里去。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,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。鸡在叫,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。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的活下去了。”

另一段她又写:“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,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。”言语间,真是令人耸动。

看一个作者在文中如此清醒、残忍地解剖自己,写自己作为凡人的“绝情” ,我们并没有很多经验。而这战争背后惊人的生活真实和人的麻木,这种毫不粉饰的作派,真是令人感到既刺激又记忆深刻。可是这些若比起她在《小团圆》中写恋爱中的自己的沉浮颠倒,委屈自抑,根本算不得什么。她经常用的对自己的一个比喻是“只有长度阔度厚度,而没有地位”,用来形容自己恋爱身份的尴尬。

“这些人都是数学上的一个点,只有地位,没有长度阔度。只有穿着臃肿的蓝布面大棉袍的九莉,她只有长度阔度厚度,没有地位。在这密点构成的虚线画面上,只有踏着翠蓝的一大块,全是体积,狼犺的在一排排座位中间挤出去。”

承认失败,甘于失败,写出失败。后来她写《少帅》中的周四小姐,大概也是因为有着共情之处:“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女爱着一个浪子”。她用了同一个意象:“他拉着她的手向沙发走去,仿佛是长程,两人的胳臂拉成一直线,让她落后了几步。她发现自己走在一列裹着头的女性队伍里。他的妻子以及别的人?但是她们对于她没有身分。她加入那行列里,好像她们就是人类。”

张爱玲在给宋淇邝文美的信中提到:“终身拘禁成全了赵四。”她说的应该是爱情。她也一定想到过,和胡兰成一起,她便没有这样的来自外力的“安全”。也许她也希望有?那样她不至于在第一段爱情里这么一败涂地?

上海还有个张爱玲同时代的作家叫潘柳黛的,一度算得上是张的朋友,后来对方声名鹊起,她心中大概不服,写了几篇文章,以鄙薄胡兰成张爱玲为乐。潘柳黛的文格颇为低下,又因为在汪伪媒体做过事,一度被称为“文妖”。她下笔处常令我心中惊呼“可怕”。

她的文章《论张爱玲》,刻薄的、挑衅的词语很多,我不想拿来举例。无事的人可以找来一看,那真印证了柯灵和魏绍昌嘴里所说的“下层品味的作家”。单提她文中讲的张爱玲的性情,语虽讥诮过度,然而也可算是一个“病人”眼中的张爱玲。

“她(张爱玲)不像丁芝那么念旧,也不像张宛青那么通俗,更不像苏青的人情味那么浓厚,说她像关露,但她却比关露更矜持,更孤芳自赏。关露还肯手捧鲜花,将花比人,希望能够表现得相得益彰。张爱玲的自标高格,不要说鲜花,就是清风明月,她觉得好像也不足以陪衬她似的。”

“后来她在上海时,又一度攻读于圣约翰大学,虽然没有毕业,但教会学校的神髓被她领会到了。所以在处事待人的手法上,有时虽不合与中国人的习惯,但是却颇合乎‘外国人’脾气。比方与人约会,她会和你约定的是下午三点钟倒她家里来,不巧你若时间没有把握准确,两点三刻就到了的话,那么即使她来为你应门,还是照样会把脸一板,对你说;‘张爱玲小姐现在不会客,’然后把门嘭得一声关上,请你暂时尝一尝闭门羹的滋味。万一你迟到了,三点一刻才去呢,那她更会振振有词的告诉你说;‘张爱玲小姐已经出去了。’她的时间观念,是比飞机开航还要准确的。不能早一点,也不能晚一点,早晚都不会被她通融。所以虽然她是中国人却已经养成了标准的外国人脾气。”

潘柳黛后来在她三十三岁时嫁给了蒋经国的侄辈远亲蒋孝忠,前段时间无意中看到一个小视频,是蒋家一个称呼潘柳黛为七嫂的叫做蒋孝良的,在深情谈张爱玲的小说,并念诵胡兰成写初识张爱玲的话。我想潘柳黛若活着,一定不开心。

早年张爱玲写散文,把父亲、继母的形象都写在《私语》、《童言无忌》里。

“Beverley Nichols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:‘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’,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,那静静的杀机。”这是《私语》中的一段,他的父亲心再硬,看到此句也应该是痛的吧?毕竟是自己的女儿。

据张子静的记述,《金锁记》的故事和人物,原型在李鸿章次子李经述家里。《花凋》则影射了舅舅一家,后来搞到本来很疼爱张爱玲的舅舅暴跳如雷。“郑先生是个遗少,因为不承认民国,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。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,心还是孩子的心。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。”

最末这十一个字称得上“精到又奇诡”,用笔之狠,语不惊人死不休。类似这样重的句子还有一些。小说人物是艺术创造,但就害怕有人非要对号入座,何况人物原型是亲戚!二十三岁的张爱玲,对于自己的观察就是如此诚实,如此坦白,有着艺术家的悲观冷眼,又下笔如“太上无情”,也难怪凡人会觉得惊诧,因为自己做不到。

《雷峰塔》是张爱玲自传体小说的其中一部。(另外两本是《易经》和《小团圆》)。这部书写于上世界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,彼时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还生活在大陆。在书的结尾,琵琶的弟弟“陵”得了后母传给他的肺结核死掉了。而真实的情况是,张子静一九九七年去世,《雷峰塔》的中文版二零一零年出版。为什么要把他写死?当然这是作家的超人视角。我只是在想,幸好张子静没有读过这本书!

人是复杂的,某方面看似拿得起放得下,但其实未必如是。不写作的人不大懂写作的人,正如庙里的佛像尽管悲悯慈祥,你看他还是要仰视。你们没有在一个视角上看过人间。他的视角与人不同。好的作品就是这种视角的创造。

“如得其情,哀矜而勿喜。”一些了不起的人,不过也是常人。他们偶尔参透“天地者,万物之逆旅;光阴者,百代之过客”的话,凡人也参透过,然而没机会说出来,或说出来你没有渠道听见。


张敞 | 张爱玲的凉薄

是时候用文章帮张爱玲说一点话。邝文美在1957年《我认识的张爱玲》中写过一段话,是为张爱玲做辩白。

“十五年来,我一直是她的忠实读者。她的作品我都细细读过,直到现在,还摆满案头,不时翻阅。但是老实说,在认识她以前,尽管我万分倾倒于她的才华,我也曾经同一般读者一样,从报纸和杂志上得到一个错误的印象,以为她是个性情怪僻的女子,所以不免存着‘见面不如闻名’之心。直到几年前我们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中相识,一见如故,后来时常往来,终于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,我才知道她是多么的风趣可爱,韵味无穷。照我猜想,外面传说她‘孤芳自赏’,‘行止隐秘’,‘拒人于千里之外’……很可能是由于误解。例如,她患近视颇深,又不喜欢戴眼镜,有时在马路上与相识的人迎面而过,她没有看出是谁,别人却怪她故作矜持,不理睬人。再者,她有轻性敏感症,饮食要特别小心,所以不能随便出外赴宴。不明白这一点的人,往往以为她‘架子很大’。再加上她常在夜间写作,日间睡觉,与一般人的生活习惯迥异,根本没法参加各种社交活动,这也是事实。我相信‘话不投机半句多’这种感觉是任何人都有过的。在陌生人面前,她似乎沉默寡言,不擅辞令;可是遇到只有二三知己时,他就恍如变成另一个人,谈笑风生,妙语如珠,不是说出令人难忘的警句来。她认为‘真正互相了解的朋友,就好像一面镜子,把对方天性中最优美的部分反映出来。’”

单看一面就论定一个人,忽略了一个人作为“人”的复杂性。

张爱玲的散文《爱憎表》中,她提到小时候带自己的何干在家里干活的场景:“女佣工资通行每月五元,粗做三元。何干因为是从前老太太的人,一直都是十元,后母当家降为五元,而且我后母说我现在住读,何干改带我弟弟,男孩比较简单,没什么事做,可以洗衣服。头发雪白还要洗被单,我放月假回来,听见隔壁装着水龙头的小房间里洗衣板在木盆中咯噔咯噔地响,响一下心里抽搐一下。”

这是异常的敏感和同情。《雷峰塔》的结尾,她写到何干的离开,更让人内心惨痛。

“琵琶立在月台上,一帘热泪落在脸上。刚才怎么不哭?别的地方帮不上忙,至少可以哭啊。她一定懂。我真恨透了你的虚假的笑和空洞的承诺。这会子她走了,不会回来了。琵琶把条手绢整个压在脸上,闷住哭声,灭火一样。她顺着车厢走,望进车窗里。走道上挤满了人,可是她还许能挤进去,找到何干,再说一次再见。她回头朝车厢门走,心里业已怅然若失。宽敞半黑暗的火车站里水门汀回荡着人声足声,混乱匆促,与她意念中的佛教地狱倒颇类似。那个地下工厂,营营地织造着命运的锦绣。前头远远的地方汽笛呜呜响,一股风吹开了向外的道路。火车动了。”

“风絮飘残已化萍,泥莲刚倩藕丝萦。珍重别拈香一瓣,记前生。人到情多情转薄,而今真个不多情。又到断肠回首处,泪偷零。”纳兰性德的词里写过。

同样是写弟弟,在散文《私语》中她如此写:“我逃到母亲家,那年夏天我弟弟也跟着来了,带了一只报纸包着的篮球鞋,说他不回去了。我母亲节是给他听她的经济力量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养费,因此无法收留他。他哭了。我在旁边也哭了。后来他到底回去了,带着那只篮球鞋。”

“何干偷偷摸摸把我小时的一些玩具私运出来给我做纪念,内中有一把白象牙骨淡绿鸵鸟毛折扇,因为年代久了,一煽便掉毛,漫天飞着,使人咳呛下泪。至今回想到我弟弟来的那天,也还有类似的感觉。”

《雷峰塔》中她又写:“弟弟死了,琵琶心里发慌,仿佛看着什么东西从排水道往下掉,还捞得回来。”“梅雨季开始了。走半个城去上课,在蒙蒙细雨中想着陵死了。在街上这一年总觉得两样,虽然并不会更真实。她喜欢街衢,如同其他孤独的人,下雨天四周的接触更多,天地人都串了起来。喷在脸上的细雨,过往雨伞滴下来的水,汽车溅上她脚踝的水,湿淋淋的雨衣拂过,在在都是一惊。这一刻她感觉不出弟弟不在人世有什么不同。”

“这一刻她感觉不出弟弟不在人世有什么不同”?这句话什么意思?她对弟弟的死无所谓?我想这是更深的悲痛。弟弟去了,然而人世还是这样,可是只剩了她了。后文也证实这是无人可对的孤独,她说自己和弟弟,“他们曾是现世最古老的土著。他们一起经验过很多事。”

有缘得见张爱玲的夏志清、水晶、林式同、庄信正、王祯和、陈若曦、白先勇以及采访过张爱玲的外国记者,都对她印象极佳。

瘦,羞怯,认真,和蔼,周到,教养良好,举止得当,衣着讲究,好奇心,像孩子……这几乎是他们的普遍印象。

詹姆士·莱昂(James K. Lyon)在《善隐世的张爱玲与不知情的美国客》中,写起过他的“奇遇”。当年他因为赖雅的事采访张爱玲,彼时他尚不知道张爱玲是何许人也,只知道是赖雅的第二任妻子。在联络和拜访之后,受到张爱玲极为和善与细致的对待,并且两人还有工作书信来往。

“我回了封谢函给她(张爱玲),感谢她对我的协助,心想这大约是我们最后一次联络了。出乎意料的是,两个月后我收到她寄来的包裹,里面除了一本书还附上信函,署名日期是一九七一年三月十日,信依旧打在见了熟悉的洋葱纸上。那本书就是赖雅的小说《我听到他们歌唱》(I Heard Them Sing,一九四五)。这是他为数稀少的小说作品之一,可能还是他严肃作品之中最杰出的。可见她还记得我曾说过因为找不到书,而无缘一睹赖雅的小说,因此一直引以为憾的话。”

“有趣的是,在我们访谈过后两个月,间中她完成了许多工作,又几次感冒,而张女士仍旧可以详记我们会晤当天她所说的一切,当然还有后来书信中的话,我自己却都忘了,尤其是抱怨找不到赖雅写的《我听到他们歌唱》那件事。也许是因为她较少跟人接触,夸大了我们的相晤对她心理的冲击——因此她感到有责任要为她所说所写的一切作更进一步的澄清。承她记得我想找赖雅的书,并特地寄来给我。这样的亲切无疑有效地打破她孤僻难缠的恶名;相反地,她的行径说明了一种与人为善,有高度社交经验的人方有的慷慨。”

可见她是一个知冷知热,并且重情重义的人。只是她的表达方式不同。她把所有的感情都给了对她好的,她感恩的亲戚和朋友。

胡兰成流亡温州时,她千里迢迢去找他,这些被写进散文《异乡记》。她和胡分手后,又把《不了情》与《太太万岁》两个电影剧本的30万稿费全数寄给他,助他度过艰难的时期;晚年,她将自己在大陆的著作版权给了姑姑张茂渊和姑父李开第;写遗嘱时,她又将自己30万美元遗产全部留给宋淇邝文美夫妇……

水晶在他的《蝉——夜访张爱玲》中提到一句,我记忆深刻:“……她(张爱玲)接着又指出,每当她读到宋蕙莲、以及李瓶儿临终两段,都要大哭一场。”她绝情,也深情。

人生这本大书,天天上演的都是“罗生门”,千人眼中的千个哈姆雷特。所谓的“客观解读”,其实都是“主观以为的客观”,是“薛定谔的猫”,当你看它、解读它的时候,它已经丧失了未关注前的不确定性,它已经变了。

历史上的中国人大概一直过得苦,被各种礼教压着,性情因而养得曲折,千年下来,竟成为了生存之道,甚至被写进了遗传因子。我们的园林,总是要“山重水复疑无路”,重在那个“疑”字;这样的遮掩,这样的“犹抱琵琶”,才让我们的传统小说发展得比外国小说更完美。

金圣叹深恨宋江,张竹坡讨厌吴月娘。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读出了书中作者潜藏的态度。虽然对张竹坡的这个解读我完全不能同意。清朝同为批者的文龙,见了张竹坡的批语,甚至气得说:“作者决无偏袒,阅者何必吹毛。彼深恶月娘者,或有伤于其正室,亦未可知也。”“批者与月娘想是前生冤孽,何至百割方快!”两批同看,宛若看古人打架,令人绝倒。

爱情的专家常说,当女人说“不要”的时候,其实真正的意思是“要”。而女人说,我们说“不要”的时候,就是“不要”。所谓的“读出弦外之音”,有时候和“自作多情”是同义词。

张爱玲最后几年的生活状况,从宋以朗出版的《张爱玲私语录》中可以得窥一斑。离群索居的她,除了如她早年《天才梦》中写的原因“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,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”外,都是因为“时间不够用”。

1989年3月6日张爱玲写信给宋淇邝文美:“我想我们都应当珍惜剩下的这点时间,我一天写不出东西就一天生活没上轨道。还是少写信。有事就写便条。”

1993年10月17日,写道:“我写了长信给KD(李开第——姑姑张茂渊的丈夫)详细解释,他来了两封回信,我这些时一直收到信只拆看账单,他的信跟志清庄信正各有两封信都迄未开拆。想着你不是等回信,就没写,同时也是怕写了你又要腾出时间来回信。我自己是要我再额外多花点时间就像割肉一样心疼。”

记得梵高在信里曾经写过:“昨天有人在背后议论我,瞧瞧,这算什么画家啊,居然画马的背面而不画正面。真是笑死我了。”六七十岁没有应酬,“祖师奶奶”——作为一个名人——没有到处演讲,没有参与很多商业活动,也没有到街上去跳广场舞,没有带孙子孙女(当然她也没有),说写信没时间?分明是个借口!分明是个怪人!——当然有人会这样想吧?没法说,人和人的差别就是这样大。

刘伶《酒德颂》:“有大人先生者,以天地为一朝,万朝为须臾,日月为扃牖,八荒为庭衢。行无辙迹,居无室庐,幕天席地,纵意所如。止则操卮执觚,动则挈榼提壶,唯酒是务,焉知其余?有贵介公子,缙绅处士,闻吾风声,议其所以。乃奋袂攮襟,怒目切齿,陈说礼法,是非锋起。先生于是方捧罂承槽,衔杯漱醪。奋髯箕踞,枕麴藉糟,无思无虑,其乐陶陶。兀然而醉,豁尔而醒。静听不闻雷霆之声,熟视不睹泰山之形,不觉寒暑之切肌,利欲之感情。俯观万物,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;二豪侍侧焉,如蜾蠃之与螟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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